崔伦，1950年跟随彭总赴朝参战，负责组织实施志愿军抗美援朝通信保障任务。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通信处副处长、处长职务，在朝鲜战场上度过了3年岁月。

组织谈话

1950年10月7日晚，通信部部长王诤、副部长罗若遐找崔伦谈话，命令给的干净利落：

“

美帝国主义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于1950年10月1日大举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严重地威胁我国领土的安全。

应朝鲜方面的要求，中央决定为保卫祖国，抗美援朝，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彭总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组织上决定你跟随彭总到朝鲜去，负责通信联络工作。彭总已到沈阳去了，叫先带一部电台去，详细情况到沈阳后彭总会找你谈。

”

任务已领，但崔伦对只带一部电台去朝鲜感到迷惑不解。彭总去朝鲜打仗，规模肯定不会小，一部电台怎么够用呢？

崔伦向王诤部长谈了自己的看法。

王部长说：入朝作战的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你先到沈阳去，向彭总请示，看是否还要增加。若还要增加电台，东北军区那边解决不了的话，你再给部里来电话。

那就去沈阳。

遇见毛岸英

1950年10月8日，第二天，崔伦就带着一部电台登上了去沈阳的火车。崔伦他们一行10余人，包括电台负责人李东祥、管理器材的苏冶，还有作战部程普副处长与一位参谋，军务部一位徐参谋，机要局一位科长与几名译电员。

另外，还有毛岸英同志。

毛岸英同志身材很魁梧，看起来很像毛主席。

在沈阳

到沈阳后，崔伦立即给彭总的秘书杨凤安打电话，报告已带电台到达沈阳。彭总找崔伦谈话。

彭德怀告诉崔伦，我军入朝后的第一步打算，并说再过3个月我空军即可参战。

注意这个信息，这时候我们还以为苏联很快会出动和援建空军。

和彭总谈完后，崔伦和彭总的另一名秘书张养悟又谈了一会儿。

崔伦还是那个问题，他问：彭总到朝鲜去指挥打仗，就带我们北京来的这几个人怎么行？

张秘书说：彭总来得也很仓促。我们从西北来北京开会之前，彭总也不知道要去朝鲜指挥打仗。来北京时带的材料全部是关于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到北京后才知道要去朝鲜打仗。要考虑的问题很多，指挥机构如何组成，彭总也来不及周密考虑，但他离京前交代要办的事，第一条就提出要带上电台。现在怎样组织指挥机构，我们还要和东北军区商量。

崔伦这才明白，彭总自己也是仓促上阵的。

在沈阳期间，崔伦还参加了彭总主持召开的干部会议，参加者都是准备马上入朝参战的师以上干部。

彭总详细阐述了当时朝鲜的形势和我国出兵参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入朝作战的指导方针。

彭总提出，当前我们的任务是：积极援助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者，要保持一些革命根据地，作为打击消灭敌人的基地。彭总明确了我四个军入朝后集结在熙川、方山、德川、孟山地区，待机歼敌的部署。

三部电台

东北军区调丁甘如、任荣等到志愿军前线指挥部工作，帮助组建志愿军前指。

志愿军的通信工作，经与东北军区商量，决定先在前指建3部电台。

当时认为，3部电台就够用了。一部联络北京，一部联络兵团及其所属军，一部联络东北军区及有关的后勤分部。

那么，除崔伦从北京带来的一部外，东北军区又帮助组建了两部，台长分别是孔凡春及另一位姓孙的同志。同时，还建立了一个电话分队。

通信处的架子基本上搭了起来。随崔伦从北京来的杜牧平任通信科长，苏冶任器材科长。此外，东北军区又帮助组建了管理科，是位袁科长。

去丹东

初组建的志愿军前指有近200人。

1950年10月11日，志愿军前指从沈阳乘专列开赴安东，也就是丹东，途中边行进边进行组建工作。

返回北京

然而，抵达安东不久，上级又通知崔伦回北京，从沈阳来的其他人员则暂留在安东待命。

于是，崔伦带着不解，把从北京带来的那部电台又乘火车回到沈阳，再随彭总从沈阳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北京 ＞ 沈阳 ＞ 丹东 ＞ 沈阳 ＞ 北京。

为什么要回北京？还去不去朝鲜？崔伦心里在纳闷，但又不便开口问彭总。

快到北京时，彭总向崔伦交代了一句：你们先回去，走不走待命。

很长时间后，崔伦才知道，这次回北京是因为苏联决定不派空军参战，党中央为慎重起见，又召开会议反复研究是否出兵朝鲜，要彭总回京参加会议的。

入朝

果然，回京没几天，崔伦又接到了通知，准备立即出发。于是，崔伦仍然带着他那部电台，乘火车先去了沈阳。

1950年10月18日下午，崔伦从沈阳带着他的电台，上飞机随彭总到达安东，同机抵达的还有高岗等。

北京 ＞ 沈阳 ＞ 丹东 ＞ 沈阳 ＞ 北京 ＞ 沈阳 ＞ 丹东。

下飞机后，休息了一会儿，吃过晚饭后，崔伦就随着彭总乘汽车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

这时，鸭绿江大桥还没有被炸坏，所以彭总他们是从大桥上过江到的朝鲜新义州。

过江时，崔伦看见40军先头部队在过江，这就是志愿军入朝的第一天。

电台入朝即掉队

过江后，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来迎接带路，当晚到小丰满水电站。

第二天白天，崔伦他们原地休息，电台架线与北京联络，晚上又乘车前进。

彭总乘坐的是小车，崔伦带着电台乘一辆大卡车跟进。

大卡车是跟不上小汽车，当晚出发不一会儿就掉了队。大卡车上虽然也有一个朝鲜人带路，但夜间行进，道路不熟，很快就迷失了方向，走错了路。

走了多半夜，大卡车到达龟城，却只见朝鲜群众正在忙乱疏散。朝鲜人民军见崔伦他们是中国人，热情地说：你们不能再向前走了。这里距敌人已经很近，你们走错路了，赶快向后转。

于是，崔伦他们又向后转，到达目的地北镇时，已经是1950年10月21日上午了。

而彭总是1950年10月20日晚到达的北镇。

彭总见电台掉队没有赶到，很是着急。因为此时朝鲜人民军主力被困敌后，前线已经没有有组织的抵抗了，敌情无法掌握，一切情况得靠北京提供。

彭总急待崔伦电台到后与北京联络，才能了解前方情况。

崔伦电台虽然迟到了，但彭总能够理解掉队的原因，不但没有批评，还以关切的心情到电台看望了全体同志。

在北镇，崔伦见到了金日成，他才知道彭总是前来与金日成会见的。

入朝首战

在北镇时，彭总调整了原定的作战计划。这就是乘敌分兵冒进之机，集中主力，力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稳定朝鲜战局。

在离开北镇前，彭总召见了先头部队40军118师师长邓岳，命118师注意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特别注意伏击向北镇、温井方向前进的敌人。

在大榆洞成立领导机构

1950年10月23日或24日，彭总转移到大榆洞。

这时，第十三兵团部及从北京、沈阳来的志愿军前指的同志均已到达大榆洞。

1950年10月25日，根据中央军委电令，原志愿军前指与十三兵团领导机关合并，正式组成了志愿军领导机关。

彭总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邓华兼副政委，解方为参谋长。

参谋长解方不信首战告捷

1950年10月25日，同一天，邓岳的40军118师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在温井与敌人遭遇，因我军有准备，很快将敌人一个营歼灭。

40军将胜利的消息在电话上向志司作战处值班参谋作了报告，当时崔伦和解方参谋长都在作战室。

此时，志司刚刚组建，原十三兵团领导解方对前线情况不太了解。当作战参谋向他报告118师歼敌一个营时，解方不相信，还非常严肃地当着在场同志的面批评了作战处的同志：

“

我们司令部的工作，真是到了岂有此理的程度。怎么能够报假情况呢？

”

1950年10月26日，40军的正式电报发来了，报告歼灭敌人一个营，解方参谋长这才相信了。

以后，就将10月25日这一天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纪念日。

1950年11月4日，敌恐我军迂回其后方，遂全部撤至清川江以南。我军鉴于歼敌机会已失，乃于11月5日停止追击，胜利结束一次战役。

二次战役

一次战役结束后，敌人仍以为志愿军兵力不大，积极准备再犯，妄想在圣诞节以前结束朝鲜战争。

为粉碎敌人的企图，我军发起了第二次战役。

我军先将敌军引入预定地区，然后按预定计划，西线于1950年11月25日、东线于1950年11月27日先后向敌发起反击。

西线我38军、42军歼灭德川地区的敌人以后，迅速向敌后实施战略迂回，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通信辅助38军113师

38军113师在师长江潮率领下，沿德川至三所里的小路前进，途中利用深入敌后，敌机不易辨认的条件，前卫伪装成敌军，不顾敌机威胁，日夜兼程前进。

38军113师14小时行军140里，于1950年11月2日8时到达三所里、龙元里地区，切断了美军第九军由君隅里经三所里、龙元里向顺川方向逃跑的退路，震撼了敌人，打乱了敌人的整个部署。

在此关键时刻，通信联络极为顺畅，为战役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38军113师到达三所里后，立即架起报话机，先与志司联络。报话机一叫就通，38军113师立即发回了三条暗语。

第一条是：我师已到达三所里。

第二条是：敌人正向南撤退。

第三条是：请示任务。

志司也马上回了一条暗语：坚决阻击敌人。

5分钟！

这一切的整个联络过程不到5分钟，既报告了我军到达的位置和敌情，又请示并明确了任务。

就是按现在指挥自动化的标准看，这个时效也是不低的。美军条令规定，总统向战略弹道导弹部队下达命令的时效标准是不超过五分钟。

志司与38军113师联络结束后，即与38军军部沟通联络，通报了113师的情况，并命令38军主力迅速向113师靠拢。这次联络也只用了几分钟时间。

113师直接与志司沟通，志司再与38军沟通。

而并不是传统的师报告军，军再报告司令部，这就是朝鲜战场上的指挥方式。

敌军在遭到我军沉重打击后，被迫放弃了在平壤、元山一线阻我南进的企图，并于1950年12月3日开始向三八线实施总退却。

1950年12月6日，志愿军收复平壤，12月23日逼近三八线，12月24日收复兴南地区和沿海各港口。

至此，敌军全部被我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

二次战役中，志司与主要突击集团38军的及时顺畅的通信联络，对整个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通信工作成绩的取得，除了通信人员成功地应用了暗语通信这个新的通信方式外，还和彭总与志司其他首长对通信工作的关怀分不开。

战役开始前，各军参谋长会议将战役中的通信联络问题作为重要内容进行了讨论，通信部门根据首长的指示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战役开始后，根据参谋长的指示，司令部通信处派人带报话机到作战室值班，彭总等司令部首长都到作战室实施战役指挥。

首长、报话机都在作战室，这样收到信号以后用不着一级一级去报告请示，使通信时效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彭总对二次战役中的通信联络保障也很满意。

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竟然被救走了

彭总是大公无私、公道正派的人，这是全党全军公认的。

彭总对不良倾向、歪风邪气进行斗争是毫不讲情面的，尤其是对高级干部要求更严。但对基层单位发生的问题，只要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自私自利、个人主义所造成的，彭总都是采取宽容、谅解的态度。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一个例子。

那是1951年秋季的一天，有一架敌机被我空军击落，敌机驾驶员跳伞降落在志司驻地附近。

敌机驾驶员落地后，志司警卫团立即派部队前去捕捉。

天已黄昏，敌机驾驶员很狡猾，他把降落伞等物放在原地，自己却身带陆空联络用的无线电话及识别信号，跑到离降落伞很远的地方躲了起来。

结果，我志司警卫团在敌人降落伞附近搜索了一夜也没有找到敌人。

第二天天一亮，敌人派了两架飞机在空中掩护，另外一架直升机落地，营救驾驶员。

志司警卫团搜捕人员因距敌过远，来不及围捕，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直升机把人救走了。

志司警卫团搜捕人员不但没有抓住敌人，反而被敌空中掩护的飞机打伤两人。

这件事发生后，志司机关的同志都对警卫团表示不满，说：真不像话，去了那么多人去抓一个敌人，还被敌人用直升机救走了。

当时，志司还有苏联顾问团，苏联顾问对这件事更是情绪激动，正式向志司首长建议，要求对警卫团进行严肃处理。

可彭总对这件事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没有对警卫团进行严格追究。彭总对这件事的处理，体现了他关心体贴基层指战员的一贯作风。

彭总回国

1952年春季的一天，彭总专门抽出半天时间来看望志司通信处全体同志，并和通信处领导进行了座谈。这次谈话很随便，内容也没有什么限制，彭总有说有笑，气氛轻松活跃。

就在这次看望通信处后不久，彭总就奉调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56年，在彭总主持军委工作期间，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通信兵作为一个兵种进行建设。

1953年9、10月，军委通信部部长王诤带领几个大军区通信部门的负责同志赴朝鲜视察，崔伦陪同他们到前沿阵地走了一遍。在这期间，王诤部长向志司首长提出建议，调崔伦回国工作。

1953年12月，正式下令调崔伦回军委通信部，从此结束了崔伦在朝鲜三年零两个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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